一直以来,中国人的产权意识,就不那么清晰。的确,中国人有借据,有债权,房产和地产也有房契和地契。财产是谁的,大体有个准儿。但是,如果把皇帝放进来,这事儿就模糊了。你的财产,如果皇帝要,你给不给呢?答案是当然要给,不给也不行。哪怕你贵为王公,皇帝一纸令下:抄家!你的钱就都进了皇帝的小金库了,谁在乎你一介平民。
鸦片战争期间,大清的兵根本不是英军的个儿,英国人指哪儿打哪儿,没有打不下来的。但是,前线的将领,向皇帝汇报,却总是说他们赢了,毙敌多少多少,击沉敌舰多少艘。但是,如果所在的省城被英军攻下,这个谎就不好扯了。但这个,对英军来说,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广州前线的清军将领,为了不让英军攻城,答应给英军赎城费,前前后后,一共给了600万两白银。要知道,最后南京条约,也不过支付了2100万两赔款,在当时,这笔钱可是不小了。英军反正也不是来攻城略地的,他们的意图,无非是逼中国打开大门,只要最终门是会开的,中间挣点银子,也乐不得的。
这么大一笔钱,都是广州的商人出的,前线将领,以皇帝的名义逼他们出,他们不得不出。不仅广州,杭州也支付了400万两赎城费。南京被兵临城下的时间最短,但也付了300万两。这些钱,保住了地方官和前线将领最后的脸面。否则,一旦城破,按大清的法律,他们不自杀,就得耻辱地被杀。
这么多银子,又要的这么急,只能从商人那里拿。广州、杭州和南京的商人,被人无端拿走这么多银子,没有一个人喊冤,都认了。因为当权者是以皇帝的名义要的,不能不给,给了就白给。因为,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你所有的财产,都是皇帝恩赐给你的,想收回,你没脾气。
然而,时间走到了1911年,当朝廷要各地的绅商把自己办的铁路交出来,收归国有的时候,绅商们却不干了。其实,这回的铁路国有,并非白抢,而是要付费的,但是,绅商们说,我们不乐意。铁路商办,产权是我们的,跟不跟国家交易,是我们的权利。
70多年过去,尤其是在1903年新政之后,绅商们在报纸、学堂、学会和谘议局的启蒙过程中,明白了一个道理。
不是皇帝养了他们,而是他们养了皇帝。他们是纳税人,正是他们的税款,才让皇帝和政府可以生存。他们的钱,是他们自己挣的,不是皇帝的恩赐。[b][/b]
明白了这个道理,当有人以皇帝的名义要收回他们的权益的时候,他们就抗争了,文的不行,就有人来武的。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一把火,恰好在这个时候烧起来,原本支持王朝的绅商们,也就跟着反了。
发生这个转变,最大祸根,就是一些粗浅道理,最终被人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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