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 经济观察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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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9月凌晨6点半，老张从露天长凳起身，走到一个同伴看不到的地方，从怀中拿出一个卫生纸团，一圈一圈展开，露出半条鱼。鱼是头一天晚上一家饭店老板送给他的，他没舍得吃。
老张一手拿着鱼，一手拉着推车，一边走路，一边吃鱼，每走到一个垃圾桶前，停下来，放开推车，将桶内的纸箱、塑料瓶等能卖钱的捡出来，放入推车的布袋中，然后走向另一个垃圾桶。
老张在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打工10年多，今年3月疫情严控期间，他嫌进出村手续麻烦从出租屋出来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天冷睡在废弃的民房和待租的商铺中，天气暖和了，睡商业街、公园和路边的长椅。
老张说，3月封控期间，为了找活干，有很多像他这样从城中村跑出来的民工，包括与老张在一起的老宋和老李，他们多数没有再回去，成为流动的民工。
老宋说，如果还找不到活儿，入冬前就回老家，他和老李是老乡，都来自黑龙江黑河，“活儿越来越少了，有点活儿，也是优先找年轻人”。
不回村住了老张、老宋和老李都住在鑫乐汇步行街，今天夏天雨水格外多，步行街有天幕和顶棚，可以避雨，而且有很多长条椅子，可以用来睡觉。不过他们大部分都睡在地上，因为经过一天照射后，睡着不会受凉。
“现在下雨了，有点凉了，不下雨的时候，睡到第二天早晨还是热的”，老张一边用手抚摸着地上的地砖一边慢条斯理地说，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，“人上年纪了，受不了凉，得了病连买药钱都没有”。
三人中，老宋年纪最大，59岁，腿脚不好，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。据老张说，在富地广场住的时候，老宋因为腿疼在石椅上躺了一个半月，“如果不是我伺候的，估计人就没了，那时候天也冷，冻也冻死了”。
老张说，老宋爱吃面包，为了给老宋买药和买面包，他把身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，手机和身份证也被人偷了。老宋病情好转后，已经干不了重活儿，老板也不愿意用他。
老张和老李相对年轻些，但也50岁出头了，活越来越少，找不到活干的时候，老张和老李就捡废品。老张拉着推车，老李骑着三轮车，运气好一人一天能卖二三十元，但大部分时候只能卖到十几元。
这些收入别说租房了，三人连肚子也填不饱。老张说，卖得好能吃上包子，卖不好就只能吃馒头，老张的推车中放着一大瓶自来水，渴了就拿出来喝一口，喝完了，就到步行街的卫生间接满。
老张也曾动员老宋去捡废品，但老宋拒绝了，“他害怕丢人，重活儿干不了，捡废品也不费劲，连饭都吃不起了，还怕丢人”，老张理解不了老宋，后来就不给老宋买吃的了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老张就离开老李和老宋，等吃完再回去。
老宋说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还要回小张各庄村劳务市场找活干，但是他不愿意捡垃圾。不像老张和老李由于长时间不洗澡、不洗衣服，看起来很脏，老宋的脸上和衣服相对还干净，每天早晨都会洗脸。
不过老宋一直没有再回去过小张各庄村。他说，原来打零工的都是上了年纪的，活儿也多，基本每个人都有活儿干，这两年来了很多年轻人，“老板们都愿意用年轻人”。
立秋后，北方的天气开始转凉，老张说，他还有一床棉被子和一个棉大衣，藏在附近某个地方。他想找个能长期干的活儿，好好干两三个月，天冷干不了就回聊城老家。老张是单身，老家有一个哥哥。
“回老家，得挣上钱，一分钱不挣，回去也没人看你，回去至少带七八千元才行”，老张说，再过几天，他就开始好好找活儿干，他说自己不怕干活，但最怕的是生病。
零工生活今年过完春节，老张、老宋和老李像往年一样从老家来到燕郊，干了不到两个月活，燕郊第一轮疫情爆发，3月13日前后开始封城，小张各庄村也不例外，整个村各个出入口全是铁皮，禁止出入。
老张说，在工地和工厂打工，按时上下班，有时间挣钱，没时间花钱，一年下来能攒下不少钱。但是打零工不一样，一旦不挣钱了，就开始花钱，“有老婆的老婆管着还好些，像我们没老婆的，都是挣一个花两个”。
小张各庄村房租不贵，一个单间一个月只需要260元左右，老张说，他们干活，一般一天工资150元起步，好的时候200元出头，正常情况下，租房压力不大。
刚解封那段时间，无论是进出小区和城中村，还是出去干活，都受到严格限制。加上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，老张等很多民工从出租房中出来睡大街，老张说，开始就是为了干活方便。
但是出来后，老张等人发现有活儿却干不了，因为他们90%的活儿在北京。彼时，燕郊刚刚解封，出去干活需要离开廊坊的证明、通勤证或就医等凭证，即便是干完活回燕郊也不顺利。
老张等人打零工，睡大街，既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，也没有固定工作单位，自然开不了通勤证，就这样，没有收入来源，老张主要靠捡废品维持生活。
随着疫情逐步好转，燕郊北京之间往来越来越通畅，只需要72小时核酸就可以自由出入，但活儿不多，经常是“干一天坐五天”，很多人都入不敷出，也就只能继续在外。
除了鑫乐汇步行街外，天洋城广场、富地广场、燕郊公园、尚街等都是流浪民工睡觉的地方，有些民工也睡在小区底商前。白天找活儿干、捡废品，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从包里或袋里拿出铺盖席地而睡。
老张说，老板们也难，由于部分工地停工，利润空间也少了。一般雇人是一天150元-250元，车费一天是400元起步，如果再遇到查超载被罚款，基本就得赔钱了。
活儿多的时候，每天都有进账，罚一次两次没事，活儿少的时候，老板不赚钱了，即便是有活儿，也更愿意找年轻人。
老宋说，从去年开始，零工市场来了很多二三十岁年轻人，都是在老家种地不赚钱出来打工的，年轻人有干劲，也不偷懒，还不容易出事故，所以更受到老板们的青睐。
十年前，老张就开始在燕郊打工，像多数农民工一样，过完春节后从老家出来，入冬后带着收入回老家，回老家时荷包满满，从老家走时两手空空，这样生活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从未变过。
老张、老宋和老李三人都租住在燕郊的小张各庄村，这个规模不大的村庄也是燕郊最大的民工聚集地，村民说，高峰期居住的人口有几千人，但是现在村里常住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左右，部分打零工的已经离开。
往年，每天早晨，小张各庄村北的海油大街和村南的学院路两侧，都是打零工的人，吃完早餐丢弃在路边的塑料袋，随着风漫天飞舞，曾是这个城市人们记忆最深的场景之一。
老张说，打零工很苦，无论什么天气，每天三点多就得起床，三点半到四点出去找活儿，再晚了就找不到好活儿了；晚上回来基本八九点了，吃完饭睡觉都是11点，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。
不仅睡不好，也吃不好，炒饼和面是他们最常吃的饭，干活人能吃，一份不够吃，但多数人也只吃一份，如果吃到饱为止，即便是最便宜的，一天下来也五六十元，四分之一的收入就没了。
吃不好，睡不好，收入不稳定，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干零工。老宋说，一般工地或物流市场长期干的活，都是工头从老家带来的人，外人去了一方面受欺负，另一方面年底拿钱的时候等不起。
“人家都是一个村的，干完活儿就回家了，工头要到钱后回去一发就行了，不耽误事”，老宋说，不是老乡的工地，就得等着拿工资，等一天就是一天的开销，有时候一等两三个月，吃喝都是钱。
打零工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时间自由，一般干活儿时间短，单次挣得多，“瓦工、抹灰工一天都1000元左右，小工也二三百”，老张说，更重要的是现结，白天干完活，晚上钱就到手了。
燕郊因为房租便宜，距离北京近，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聚集的劳务市场，今年解封以后，热闹不再。老张说，很多人要么回老家了，要么搬到北京郊区了，继续留在燕郊的已经不多。
8月10日早晨6-8点，燕郊公园北门附近大约有不到20人在等活儿，海油大街等活儿的在10人以内；8月11日7-10点左右，燕郊公园北门附近等活儿的大约有三四十人，海油大街没有一人。
8月11日早晨，在燕郊公园北门，人们三三五五聚集在一起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打扑克，一旦有人前来雇人，他们马上放下手中的扑克围了上去，7-10点三个多小时，只有一两个清洗油烟机、空调的民工找到活儿。
老张说，“像扫马路这种，找到了一个月也能挣两三千”，他指着路边扫马路的清洁工人说：“但是不管吃，不管住，最后下来也挣不到几个钱。”
回家老张说，他已经厌烦了老宋和老李，他走到哪里，两人就跟到哪里，但是又摆不脱，“我开始在北巷口那边，他们跟来了；后来去了富地广场，他们又跟过来；现在来了这儿，还是跟过来了”。
“那两个货（指老宋和老李）太懒，今年吃喝大部分是我供的”，老张指着一旁的老李和老宋，压低声音小声地说，老宋每天啥也不干，老李虽然也捡废品，但“我一天捡六七袋，他能捡满这一袋就不错了，每天两人就睡觉”。
在老张来看，老宋虽然腿脚不好，干不了重活儿，但捡废品养活自己完全没问题，“捡废品嫌丢人，睡大街上就不丢人了？每天吃别人的、喝别人的就不丢人了，我要是不管他了，早晚一天得饿死冻死”。
老张说，他在燕郊打了十年工，不仅在北京和燕郊干，也去唐山甚至内蒙古干活，后来身体有了病（但不愿意说什么病），跟不了工地，开始打零工，在小张各庄村也住了两三年，认识了老宋和老李。
老张也跟很多技工一块给工地干活儿，同样的工种，打零工的技术不如工地长期工，“砌砖还说得过去，抹灰的都是二把刀，好歹一个技工，谁会打零工呀，进工地多好，一天少了少了也有七八百”。
现在虽然活儿少了，也只是赚大钱的活儿少了，想要找到事做并不难，燕郊的市政和物业的保安、清洁工都有缺口，只是工资相对较少，对多数打零工的人来说，没有太大吸引力。
老张说，北京的活儿比较多，市政工程到处是，找到活儿并不难。老张说，夏天太热，他怕中暑，现在天凉了，他计划过几天就去找活儿。
如果挣不到钱，老张还有一个回家的办法，就是找当地救助站，核实完情况后，可以获得一张回老家所在城市的火车票，到了老家城市后，再由家人到火车站接回家。这一招老张在青岛打工时用过一次。
老宋显然没有老张办法多，他说这几天他都会到小张各庄村劳务市场找活儿，挣回家的路费，如果找不到活儿，或是挣不够路费怎么办？老宋说，那就走着回去。这是老宋的赌气话，从燕郊走到黑河市，对于一个腿脚有病的人来说，不太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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